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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三题

发布日期:2012-05-09 18:05 信息来源:宁波网-宁波日报 【字体:

  别让社会结构成为现代化的“瓶颈”
  近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陆学艺撰文说,改革开放30余年,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的社会建设却“落”下了不少课。由此带来的是老百姓上学难、就医难、住房难、城乡差距加大、社会矛盾凸显。现在,中国在经济方面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但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水平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很不协调,这是产生诸多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结构性原因。
  调整社会结构,特别是要引导、培育并形成一个合理而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这个阶层结构必须是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并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促进中产阶层的壮大对于增强社会的稳定是重要的途径之一。目前来看,壮大中产阶层的重要战略取向是要加强社会建设和加快社会体制的改革,加快民生事业、社会事业的发展,扩大公共服务的规模和水平,这既能解决诸如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等民生问题,也扩大了从事公共服务的人员和队伍,壮大了中产阶层的规模。
  缩小社会中下阶层,主要是要进一步缩小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的规模,这是社会阶层结构朝着合理方向调整的必然要求。对此,要积极增加就业、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打破户籍制度,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教育公平才能打破社会阶层固化
  日前,吴锡平在《深圳特区报》刊文认为,好的教育制度是实现社会阶层流动,让下层向上层的最主要的通道。而近日一项针对全国性高校的抽样调查显示:在“985工程”大学里,非农户口的子弟是农业户口子弟的2.7倍,“211工程”大学里是1.3倍;在大学保送的机会获得上,私人企业主子弟是农民子弟的7.6倍,管理阶层子弟是农民子弟的8.5倍,专业技术阶层子弟是农民子弟10倍;而自主招生的名额分配上,管理阶层子弟获得的机会是农民子弟的12.7倍,专业技术阶层子弟比农民子弟高9.5倍。很显然,寒门子弟不仅离一流大学越来越远,而且,他们在升学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社会优势阶层占有的资源和机会要比弱势阶层多很多。
  教育为何越来越难承载贫寒子弟改变命运、向上流动的愿望了?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城市与乡村的分裂。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使得一个孩子从降生开始,就会因出生地的不同,而在所能接受教育的品质上有所不同。
阶层固化虽然与我国长期的家族制传统,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社会保障体制、法治的不完善,既得利益集团的兴起等诸多因素有关,但教育不公带来的流动通道不畅,是一个最容易触动底层民众敏感神经的重要原因。
  教育是提高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阶梯,是实现阶层向上流动、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一根血脉。教育公平是带有基础意义的社会公平,确保公民都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和同质的教育资源,维护教育公平,维持其实现阶层流动的重要功能,是保持社会稳定、健康、和谐的重要路径。
  解决社会纠纷只认一个标准
  近日,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在《北京日报》撰文说,目前我国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纠纷多发,呈现出燃点低、碰触点多的特点。其实,很多事件本来只是普通的民事纠纷、行政案件,按照现有的法律就可以处理好。一些地方没有按照矛盾的性质、按照纠纷解决的法治途径来解决,就容易引发更大的矛盾。解决社会纠纷,尤其是解决行政纠纷,必须依靠法治!这个法治的意思是什么呢?
  首先,法治强调处理问题只有一个标准,即“法”的标准。如果不按“法”来解决问题,领导说一句这样办,更大的领导再说一句那样办,不同的人按照不同的标准来处理问题,就难免有不公正之嫌。因此一定要用“法”来处理问题,只有一个标准,才能做到公平,使大家心服口服。
  其次,法治要求有纠纷就应该有解决途径。现在的问题是解决纠纷的体系不完善。比如说过去村里有德高望重的老者可以解决家族和村里的矛盾。现在,传统的纠纷解决途径没有了,又没有建立起新的解决途径,一点小事就可能闹得不可开交,然后官司一直打上去,把纠纷和矛盾都压到法院来。我的意见是,首先,从基层开始就有一套解决纠纷的制度,使得许多小的纠纷都能在基层解决;其次,行政机关构建解决纠纷的制度,比如我国的行政复议、行政裁决、行政仲裁等,行政机关解决纠纷具有力量完备、专业技术强、快捷、廉价等优点,再不服到法院去。
  再次,法治要求解决纠纷的制度是公正的。公正问题不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就永远解决不了。解决纠纷的机构和人应当是中立的第三者,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最后,要有一个公正的法院做出最终判决。 (李 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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